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自成立至结束，历时仅四年，虽似昙花一现，但其逸事嘉话，却最耐人回忆。

当五四新潮后，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同时整理国故，也被世人所重视。梁任公先生于民十及十一两年，应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各大学及教育团体的邀请，连续讲演中国文化学术，不下二百次（见《梁任公讲演辑（集）》及丁文江撰《梁任公年谱长编》），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十一年秋，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为我国大学设置研究所的嚆矢。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敦请王静安先生为指导教授，王先生不克北上，遂聘为函授导师，书笺往返，住研究生受益很多（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244—259页）。此后数年间，北京国立八校，因经费拮据，弦歌时辍，惟清华学校，经费独立，基础深厚，实大有可为。校长曹云祥先生，于十三年秋，即计划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十八年结束，立得外交部批准（时清华隶属外交部）及美国驻华公使的赞助（时各国使节皆未升格，美公使为清华董事），遂开始筹备。曹校长想把研究院办好，特请胡适之代为设计，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如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曹校长敦请胡氏为导师，胡氏很谦逊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十四年春，曹校长敦聘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赵元任四先生为导师，李济之先生为特别讲师。梁、王、赵、李四先生先后应聘，惟章氏不肯就。四月十七日，王静安先生到校，居清华园西院，校方恳请王先生主持院务，王先生坚辞，院中遂设办公厅，聘吴雨僧（宓）教授为主任。时院务草创，凡购置图书及招考研究生诸事，均请示王先生而后定。八月赵元任先生、李济之先生均到校，九月八日梁任公先生到校，居清华园北院。新考取的研究生，寻亦陆续来院注册。二十八日，研究院开学，同学皆行拜师礼，礼毕，同学各作自我介绍，各位先生也都讲话，对同学多所勖勉与启发。是年冬，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研究院有这四位大师（当时校内外都这样称）及李先生的主持领导，益步入昌隆之运。后来李济之先生追忆说：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关系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实称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的支持。（见《传记文学》八卷一期李济之撰《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

因那时华北学术界的活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风气已大开，国学研究院的实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自然受各方的重视。

二

研究院招生时，是把研究院规程及导师讲师所授课程和指导范围，都印成小册，附在招生简章内，最富吸引力，所以投考的人极众，录取的很严，更为有志者所向往。十五年夏第二次招生时，报考的人数更多，遂比第一届多录取几名。院中规定，学生研究一年须缴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予毕业，毕业证书，是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署名盖章。研究生愿继续研究者，仍可留院，每研究一年即毕业一次，研究年数并无限制，同学中研究二年者为最多，三年者次之，四年及一年者为最多。那时尚无研究生学位授予法，故研究期满，论文及格，即予毕业，而不授学位，研究生也都力求实学，并不重视虚名。自十五年夏，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蓬勃之气。十六年夏，北方局势不稳，六月一日，研究院放暑假，午间，全体师生在工字厅举行惜别餐会，会后同学多至北京搭火车返里，留校者不及十人。二日上午十时许，王静安先生自沉于昆明湖，学术界莫不悼惜，研究院同学更加山颓木坏，悲痛万分。是年秋，校方聘林宰平（志钧）先生为研究院特别讲师。十七年五月末，梁任公先生将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六月八日，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改北京为北平，寻以清华大学改隶教育部。陈寅恪先生为发展研究院计，遂请校方聘章炳麟、罗振玉、陈垣三氏为导师，马叔平（衡）为特别讲师，校方一一致聘，章、罗二氏均不就，陈氏自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再三恳辞，惟马先生应聘。校方以国学大师数少而难请，又不愿降格聘人，使曾煊赫一时的研究院，因而变质，遂经评议会（类似校务会议）决议，研究院至明年暑假停办，故是年招生，仅录取王璧如同学一人。秋季开学，前几届同学回院继续研究者只十六人，宿舍半空，备感冷落。师长中，赵元任先生常赴各地调查方言，李济之先生出外主持发掘或赴美参加考古学会议，两先生每学期回院讲学不过数周。院中办公厅主任吴雨僧（宓）先生，已于十六年夏辞职，专主清华外文系，从此不设主任，事物又诸助教秉承陈先生意旨，共同处理。故研究院末期，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函复其请教的诸问题，事无巨细，全集于陈先生一身，辛劳忙碌，自不待言。历时四年，为海内瞩目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至十八年夏，遂告结束，但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却永印于同学的心版。

三

研究院同学，前后四届共七十二人，中途自动退学的，有汪、王二君；因用功过度，致疾而死的，有叶去非、马庆●、吴宝陵、谢念灰等四君；离校后，任教不久，即病卒的，有储皖峰、司秋澐两君；先后留学英、法、日本的，有陆侃如、周传儒、王力、姜亮夫、刘节、虞君质、张昌圻、杨鸿烈、黄绶、宋玉嘉及笔者等十一人；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五十余人；留学诸人于抗战前，也均返国任教。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智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抚养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九一八国难勃发，吴其昌君全家绝食赴南京情愿抗日；北平沦陷后，刘盼遂君拒绝在伪大学任教，而佣书糊口；侯堮君则与沈兼士、英千里等，受教育部付托，共做地下工作；姚名达君主持江西中正大学历史系，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为日军所获，慷慨死节；刘节君耻其岳丈钱稻孙为伪北大校长，立辞重庆大学教授，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其余诸同学，也都惧负师训，不敢偷安。……刘寿民先生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立及停办说：

清华大学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偏重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时人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之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底的热心求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孜孜努力，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就。可惜为时不久，王、梁二师先后逝世，继者无人，烜赫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只训练了四期的学生，便如昙花的一现，没有继续下去，日后的清华大学，还是以理工见称。

刘先生在清华任教时，目睹研究院的始终，故四十余年后记之，尤甚确实。

《清华同学与学术传薪》，第387-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