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清华大学国学院之邀，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 ）教授于2010年10月12日在清华园为国学院“梁启超纪念讲座”开讲，题目为“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全球现代性的视角”，本次讲座共有八讲（时间为每周二下午1:30-3:05，地点为新斋335）。

在10月12日的第一讲中，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首先介绍了开办梁启超纪念讲座的意义。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对于儒家哲学，中国历史、思想史，以及宗教的研究，使其成为清华国学院时代的灵魂人物。梁启超从“万木草堂”开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提倡史学应“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研究中国，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还应具有世界视野。

与梁启超同样，德里克教授也强调着眼世界大势来认识中国，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里克更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德里克教授第一讲的题目是“现代性，全球性，历史：方法论的反思”。他首先提出对梁启超“新史学”的重新审视——梁启超在百年前世纪之交所面对的那场全球现代性危机，包括传统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冲突，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各种传统的“复活”之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因此，梁对新的史学理论的开拓，仍可视作研究当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当今西方史学前沿关于现代中国的讨论中，“现代性”、“全球性”、“历史”、“文化”作为关键词，贯穿于找寻新的史学研究范式的过程。本讲的目的就是试图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以利用这些概念对其所表达的问题给予一定的梳理、澄清。

德里克教授提出应当历史地认识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不是一种事物，而是变化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关系在不同层面的布局所产生的流动性产物。”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他提出按照历史时期的权力分配形式、以地理定位为线索，将现代性划分为三个阶段：欧亚多元现代性，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现代性(或叫做欧洲现代性)，以及当代全球现代性。第一阶段的欧亚多元现代性以16到18世纪欧洲与亚洲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及相互贸易往来为标志；第二阶段的殖民现代性从18世纪开始，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欧美环球霸权为标志，到20世纪末民族国家的衰落结束；第三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现代性，它代表了现代性的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再次多极化——这一现代性的基础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几次大转型，以及建立在欧美殖民现代性之上的现代性意识形态。

德里克强调，面对当下各种对“替代性现代性”，“替代性历史”的呼声，以及“过往文化传统”的纷纷复苏，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否定欧美现代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霸权位置，更没有必要把欧洲从现代性的历史中剔除，而是应考虑如何重塑那段历史，以便把现代性既理解为一系列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的进程的产物，同时又要确认它在欧洲大陆和欧洲人的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位置。德里克强调对现代性的双重理解：就关系而言的现代性，以及就价值和日常实践方面而言的现代性。作为关系而言的现代性，要求我们把现代性作为一种全球现象重新审视，我们需要考察历史进程中，广泛存在但经常被忽略的跨区域互动力量，这种变革性力量自蒙古人西征开始，随着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而界定了世界的边界，透过不同社会间不断增强的联系而环球传递。作为价值和日常时间方面而言的现代性，则涉及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日常社会关系的每一个领域。

最后，在与听课学生的问答环节，德里克教授重点强调了在新的全球意识下，历史书写新的可能，即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地缘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他也进一步解释了历史性地审视文化的迫切性，而这一内容也将在后续讲座中更深入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