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诞生》第一讲(1):应当怎样提问?

回答宏大问题取决于怎样提问。这个规律尤其适用于本系列讲座的主题,即现代性的性质、起源和前景这一宏大问题。

事后的诸葛亮往往以为,既然这个伟大事件——即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科学的社会之诞生——已经发生,那它就是注定了要发生;既然这种社会现已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它的到来大概也就轻而易举。

论及起源,英格兰曾是世界上唯一“逃离”农耕桎梏的国家,有好几十年它都是唯一成功的案例,所以当时人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都纳闷这是怎样发生的,都想知道如何照搬经验。在那个时代,它是“英格兰的奇迹”或“不列颠的奇迹”(由于苏格兰的缘故)。

到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时代,即19世纪初,问题的提法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世界上有某种新事物在运行,在托克维尔看来,一个新世界正在喷薄而出,它的基础不仅是前所未见的工业生产技术,也不仅是通过可信知识(即科学)增长而获得的一种不证自明的新认知,而主要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除了在不列颠以外,这种结构在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也将全世界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人口仅占全世界2%的小小一隅,似乎不可能让其余的98%皈依和转型。但这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或许会产生爆炸性的后果。

惊人的是,新生事物的许多元素开始扩散。首先是在19世纪中叶扩散到欧陆部分地区。不过好像仍然不是普遍现象,于是它被视为“欧洲的奇迹”。即使在欧洲域内,它显然也并非畅通无阻。譬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许多原初灵感就是来自一种企图:他想弄清为什么德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信仰新教的北方,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地区,尤其是信仰天主教的南方,却未能实现。

一代人之后,即1860年代,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从世界的另一端看见了同样的情况。整个亚洲仍然保持“旧制度”[语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是西方——此时已包括法国部分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和整个德国——正在变成“现代”。1870-1910年间,日本也加入了俱乐部,其主要手段,是采用了一部分已在欧洲奏效,并且正在北美奏效的处方。如此这般,一个亚洲国家得以实现了突破。于是这个奇迹变成了“欧-美-日的奇迹”,其中的欧洲从20世纪初开始也包括了俄罗斯。

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注意到,在19世纪,世界的一部分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开始闯入亚洲。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当时的“欧洲的奇迹”?它为什么唯独发生在彼时和彼地?

人们开始搜寻某些导致了现代性的西方特点。那些认为现代性无可避免的人各自选择了一张中意的牌,例如,分别认为是基督教、水上交通、封建制度、煤炭储量、美国矿藏等等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性”。

然后,在1980年代末,世界三分之二尚未“逃离”到工业和科学进步之中的人口,p.2 即中国人、印度人、南美人和非洲人(只是南非人),也开始行动了。最后发生的这件事逆转了我们的问题。问题现在变成:为什么一两个地区仍在抵抗这个显而易见的福音?

有一批理论家认为:问题提错了。东方从来不是真正的落后,也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西方奇迹”可供研究。韦伯所考虑的那些阻碍东方实现现代性、鼓励西方实现现代性的因素,包括宗教、某种法律体系、民主、西方逻辑,全都变成无关的或者错误的了。东方没有它们也能做得很好。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到1970年代的西方学者,他们的整个思维模式基本上都是“东方主义”[广义指从西方视角看待和描述东方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赛义德[Said]所言,是将亚洲划成了落后地区和“他者”。

从逻辑上说,彭慕兰(Pomeranz)、王国斌(Roy Bin Wong)和“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都是这种修正主义的终极产物。彭慕兰在其《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提出,1800年以前尚无大分流——中国、远东、欧亚大陆、欧洲腹地,当时都是大同小异。1800年以后大分流才发生。因此,大分流仅仅耽于浅表,只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就像不列颠的煤炭储量和帝国收益等外部因素一样。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而言,问题不见了。在他们看来,“现代世界”绝不是某地的特产。在某种意义上,它一直是无处不在;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一系列表面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迅速而轻松地蔓延到了全世界。现代性是一个发明创造的工具箱,其中的许多发明创造来源于中国,然后被偷走、借走、改良,再重新出口到亚洲。

在深入讨论之前,让我首先指出几个我并未主张的论点。第一我要声明,所谓“欧洲奇迹”——讲座刚开始时我们将这样称呼它——与道德无关。现代性,无论我们怎样定义之,它都未必比“旧制度”在道德上更优越。

第二,已发生的情况[现代性的出现]绝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的、注定的。历史并不走向一个注定的目的地;世上也不存在一列我们大家都必须攀爬的必然阶梯。这种阶梯就连福泽谕吉都有几分相信,因为他阅读了巴克尔[Buckle]、弗鲁德[Froude]等人的著作,接受了他们那些进化论的和必胜论的[Triumphalist,认为某种学说优胜于其他所有学说]阐释。

第三,我不认为我们将要解释的是一个产生于欧洲域内诸元素的奇迹。导致现代世界诞生的几乎所有因素其实都来源于欧洲以外。每一个国家都是一张巨网上的一个网眼,而这张巨网,早在阿尔弗雷德大王时代,便已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从不列颠延伸到中国并遍及整个世界。可见有很多重要成分来自欧洲以外,因此这是个“世界奇迹”。140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伟大技术发明都是中国人贡献的,而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则是希腊人作出、然后在伊斯兰各文明之内加以发展的。1300年的欧洲既是全世界的产物,也是它自己的产物。

在整个系列讲座中,我都将尽力详述我所说的现代性是什么意思和不是什么意思。这里提供第一批线索。

我的意思不是现代技术。在当今以及近代,以法西斯社会为例,它们完全可能将现代技术与我所称的“旧制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切勿将现代性与技术混为一谈。工业革命对于现代性来说确实是关键时刻,但不是定义性时刻。能源、医药、通信等技术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仅靠它们本身不足以区分现代与非现代。

现代不等于最近,也不等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世界上历来都有“现代”社会与非现代社会这两种类型。p.3 根据我的定义,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荷兰、很多个世纪的不列颠,都是“现代”社会;相形之下,18世纪的法国、今日的北朝鲜,却是“旧制度”。

“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团。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作为调节器将各个领域统为一体;农民社会也一样: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层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能断文识字的统治者。相反,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区分,形成了波普[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充当基座,每个领域都通过平衡的反作用力而互相制约。

我们怎样才能逼近现代性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一揽子互相关联的表征,我们就能将其成分逐一分离开来,然后尝试重组配方:这些成分应当怎样组合,其分量、顺序、重量应当如何配置?

我交给自己的任务将是追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被托克维尔和韦伯认为是我们现已熟知的现代世界的发源地。它就是不列颠,尤其是英格兰。

这项调查的目的不是要把不列颠夸为一个光辉榜样,实际上,不列颠干扰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它简直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甜蜜和光明。我们的意图是,为了认知当下世界,为了给滑溜溜容易失足的未来道路绘制一份可行的线路图,我们需要弄清大部分当下世界来源于何处。

我不仅以历史学者、而且以比较人类学者的身份调查这个问题。我一生中花费了很多时光周游英国以外的伟大文明,所到之处不仅包括欧陆各国和美国,而且多次涉及日本、中国、印度、尼泊尔和澳大利亚。从这些遥远的国度,我回头打量了我自己的小小岛国的历史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