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第三十四辑 目录及卷首语

主编:刘东

执行编辑:何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7


目录

卷首语

论文

倪梁康/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起源——关于胡塞尔与弗雷格的思想关系的回顾与再审 (007)

程炜/尼采的柏拉图——以巴塞尔柏拉图讲义为中心 (007)

古斯塔沃ž格雷罗/拉美文学还是民族文学吗? (103)

刘东/现代诗与不归路——过去的和未来的中文诗歌 (121)

包华石/西方价值观与历史性目盲的结构 (175)

裴宜理/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应对——燕京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之比较 (204)

魏安娜/文本中的形影相吊——中国文学里的孤独个体 (231)

陈建华/周瘦鹃的异域风小说——民国初期政治、女性与美学的文学转型 (258)

评论

戴海斌/北洋外交研究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取向——对近年几部海外著作的评述 (295)

访谈

社会学和艺术——霍华德·贝克尔专访/卢文超 (328)

书评

杰森ž贝尔:《探索的心灵:论理智德性和德性认识论》/王幸华 (356)

乔纳森ž比尔:《作为与存在——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的一种解读》/苏峻 (364)

皮埃尔-米歇尔ž门格尔:《创造性工作:在不确定性中实现》/何蒨 (372)

詹姆士ž英格利斯:《声望经济学:奖金、奖项和文化价值的流通》/卢文超 (377)

菲利普ž考尔、克莱尔ž福西特主编:《民族主义、政治与考古实践》/方笑天 (384)

彼得ž毕绍:《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与西方的圣境塑造》/袁剑 (392)

张倩雯:《迷信的政权:宗教与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李冠南 (399)

陈怀宇:《近代传教士论中国宗教:以慕维廉〈五教通考〉为中心》/周伟驰 (403)

冨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 (409)

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闫建飞 (414)


卷首语

每逢轮到了假期,也不知别人都是怎么过的,反正自己总要先回到杂志上,盖因平时实在是太忙了,很难抽出足以入定的整块时间。——而这一回,在各种教学、写作、访谈、编辑、出访和院务活动的挤压下,一旦熬到了暑期生活的开始,就更觉得时间太不够用,连讲几句闲话的功夫都没有,就抢着要进入本期的正题了。

论文栏第一组,集中处理哲学家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分析哲学奠基人弗雷格和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思想关联,倪梁康关注他们围绕算术基础问题所展开的交锋,借此来展现弗雷格对于胡塞尔的可能影响。在胡塞尔写于1886/87年间的《算术哲学》中,曾对弗雷格《算术基础》中的逻辑主义进行过心理主义角度的批评,但此后,通过弗雷格于1891年致胡塞尔的信,胡塞尔于1894年为《算术哲学》撰写的书评,以及他本人相应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基础逻辑学的心理学研究》一文和对《逻辑研究》的构思中)和出现的精神危机,胡塞尔开始反对心理主义,并逐渐形成了在心理主义与逻辑主义之间的道路,由此而开创了现象学方法。程炜力图在学术史的视域下,考察早期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开设的“柏拉图导论”课程,以揭示他是如何在拉开同柏拉图的距离时,直接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哲学的。作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尼采对柏拉图的理解,不仅建立在其哲学之上,也建立在同时代的语文学成就之上。第二,尼采对柏拉图本人的评价,要比主流学界所认定的更加消极,可这一判断却是以他对柏拉图其人其学的系统把握为基础,而非单纯出于思想上的好恶。第三,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对立,不仅隐含在尼采的多部已刊或未刊的文本中,也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此部讲义的框架,它也决定了尼采对柏拉图的理解;对于这一思想史维度的强调,使得尼采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突破“文本中心主义”的先驱。

论文栏第二组,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学。古斯塔沃·格雷罗以1990至2010年间的拉美文学为参照对象,来追问在民族被弱化的全球化进程中,拉美文学还是民族文学吗?他认为,拉美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并非其他语境下的话语或行为的延伸或重复,而拉美作家的创作,则表明了创造一种从拉美语境出发来看待全球化的独特方式的必要性。在那里,全球视野的飞速发展,为一代作家提供了可与传统的民族空间相置换的外围空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必重返拉美的历史与民族文学。因此,对于拉美文学是否还是民族文学的问题,还要取决于具体的作者、文本与情境,很难有断然的回答。作者认为,在今天的拉美,至少并存着四代不同的作家,有些作家仍在民族范围内写作,也有些作家已演变到该范围之外,还有一些变动者,他们从一种状态跳到另一种状态,根据作品和时机的不同而进进出出。可无论如何,未来拉美文学批评的路径之一,仍是展开分析、结构论据,和提出研究设想,以帮助理解对此问题的否定回答,是怎样在这个受民族主义影响如此之深的文化中成为可能的。刘东试以比较文学的分析眼光,来观察全球化中的现代汉语诗歌,并描画它在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如果从纵轴来看,自从华夏文明开辟了自身进程,中文诗歌就一直在延伸中演变,而虽说有时在微调与渐变、有时在震荡与丕变,却总能涵容在该语言共同体内部,那么,从横轴来看,本土诗歌跟西方诗歌的近代对决,自然要表现为两种文化秩序间的并置关系,而非如从前误以为的,是在进化过程中前后相随的新旧关系。可惜,过去只会盲从西方美学的教条,去自责在本土出现过多少符合别人标准的“纯诗”,却未敢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就事论事地发现中国古诗的固有价值,也未敢换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去充满自信地肯定中国古诗的教化功能。由此,正因为诗歌概念已被强行“劫走”,这个向以“诗国”闻名的文化共同体,便沦为了不再读诗的恶俗国土,而拥有过最多抒情诗的中华民族,也丧失了一种原本最为擅长的精神能力。最后,作者又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有条件的谨慎展望:如果不再以“文化认同感”的盲目消解,来消磨诗人秉有的“文学可能性”,倒以“文化认同感”的自觉重归,来增殖诗人秉有的“文学可能性”,那么,能否能经由追溯中文诗歌的“过去”,而前瞻性地企划它的“未来”?

论文栏第三组,基于汉学家的独特视角和广博学识,来重审中外关系史中的具体案例。包华石揭示了在西方世界对于他者历史的描述中所存在的一些潜在的规约,这些规约将诸如宽容、挑战权威、反对世袭、艺术自觉等等所谓的“现代性”因子,全都视作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天性,从而将整个非西方世界结构性地排除到了历史之外,并导致了一种基于种族主义与东方主义的“目盲”。作者逐个剖析了这类规约在西方历史编纂学、汉学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日常的新闻报道、法庭审判中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出这些规约在逻辑上所犯下的同义反复等错误,进而呼唤祛除掉民族主义的眼罩,从而将现代修辞形式理解为一种全球历史现象。裴宜理对比研究了民国时期的两所主要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指出它们虽然在很多方面相似,却在面对学生民族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共同挑战时,拿出了明显不同的因应策略。具体而言,通过研究五卅运动中的圣约翰大学和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大学,可以看到这两所学校不同因应策略的重要后果:前者限于瘫痪,后者却相对无损。作者又进一步指出,之所以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差别,并非因为两校的使命或首脑有什么根本差异,而是因为两次学生运动的发源地有所不同,前者是位于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后者则位于后帝制时代的北京。

论文栏第四组,聚焦于影响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魏安娜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孤独”问题。她通过对比两组文本,即陶渊明的《饮酒》诗与北岛的《界限》、及欧阳修的《秋声赋》与鲁迅的《秋夜》,凸显出中国古人虽也会感到孤独,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仍终将与万物合一,由此便在人与天地的联系中找到了忧郁的安慰;而现代文学中的不可调和的孤独感,则通常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中产生的。接下来,作者又通过对于余华、陈染、残雪作品的细读,归纳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三种孤独类型,即被遗弃者的孤独、出于主动选择的孤独,和作为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孤独。陈建华讨论了1910年代中期周瘦鹃“杜撰”出来的“伪翻译小说”。这类“述西事而非译自西文”的“异域风”小说,重在演绎欧洲轶事,多以法国大革命、欧洲战争、俄国虚无党暗杀复仇为题材,敷衍情爱风流,借异国情调投射感时情怀。作者通过对于文本的细读,在民国初期从“革命”到“共和”的转型的脉络中,发掘此种“异域风”小说的文化政治及美学的意涵,也显示周瘦鹃以一代新文人的姿态进入世界版图、重画知识谱系的努力。相比起周氏根植于本地生活的“哀情”创作,这些“杜撰”作品更能自由运用外来文学资源,并以此改写传统“为情而死”的模式,为文学现代性探寻新的可能。由此,本文就进一步揭示出了它对日后革命加恋爱主题和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

对于“北洋外交”的重新探讨,已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缘此在评论栏中,发表了戴海斌对此的综述与评议。作者指出,重估此一时期的外交活动,即使还谈不上蔚为潮流,也已在两岸学界、乃至日本欧美学界风气大开。本文通过对唐启华、徐国琦、王栋、川岛真等人近作内容的评议,以“走向世界:‘国际化的民族主义’与‘文明国化’”、“‘废约’之外有‘修约’”、“中央与地方的外交互动”、“强调连续性的贯通视野”这样几节,尝试还复当年历史的复杂、弹性与连续,而不再循着“成王败寇”的逻辑去“倒放电影”,只对该时期的外交努力,冠以“卖国外交”、“屈辱外交”、“弱国无外交”等等污名化的帽子。

作为享誉国际的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S.Becker)是标签理论、符号互动论和第二个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教育社会学、越轨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缘此在访谈栏中,特别发表了卢文超与他的交谈。谈话中涉及了他的社会学谱系,他的《艺术界》一书,他对于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生产视角、美国社会学历程和以莫兰为代表的法国艺术社会学的看法。与此同时,贝克尔也是一个钢琴家和摄影家,所以对他而言,研究社会学更体现为一门艺术:“我研究社会学的路径是‘非常手艺化’的。也就是说,在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我有一种意识,想使我的技艺尽量精湛,想做得尽量出类拔萃。”

最后要多说几句的是,上文中的对话者卢文超,在发表过这篇访谈之后,也就该完成他在清华的攻读,转而到东南大学去任教了,所以,这也算他的一种告别汇报了。而无巧不巧,此时我所写给他的临别赠言,也正好呼应了前边对于时间的感慨:“暑假里千万不要放松,而要赶紧从头开始。既然已学会了享受学术,那么,一般人用来休假的时间,我们就都可以用来享受学术,而丝毫不觉得对不起自己。——只有这样,短暂的人生对于我们,才会显得相对长一些!”

同样的道理,一旦把“卷首语”写到了这里,当然也就意味着,自己要赶紧转向下一件工作了!

刘东

2014年7月25日补写于青岛海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