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刘东
执行编辑：何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年10月
目录
卷首语 （001）
论 文
刘 东/儒学与存在主义 (005)
李 鹃/沃尔夫与《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 (114)
彭慕兰/大分流及其后—比较与长远视角中的东亚与北大西洋 (151)
赵鼎新/为马克斯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166)
奥尔伽/黑泽明《在底层》—时代断裂处的乞丐电影 (200)
张英进/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与多音性、多地性的都市叙事 (232)
彼得辛普森/亚里士多德被忽视的伦理学 (255)
吕纯山/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和H卷中的定义 (299)
评 论
卢文超/对于艺术的社会学与美学理解—西美尔和贝克尔之学术关系 (348)
戴沙迪/数字人文与科举文学间的今古奇观 385
书 评
菲利普诺亥勒：《全球经济史》/张伦 (398)
马克马佐尔：《未被施魔法的宫殿：帝国的终结和联合国的意识形态起源》/姜姝 (410)
金 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龙瑜宬 (418)
伊爱莲：《抉择：波兰，1939—1945》/宋立宏 (424)
李惠仪：《早期中国史籍中的过去的可读性》/文韬 (434)
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何玉红 (442)
吴懿礼:《女人的再生产：晚期中华帝国的医药、隐喻和分娩》/李洁 (447)
贺 萧：《记忆的性别: 农村女性与中国的集体化历史》/黄新 (452)
徐国琦：《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王士皓 (455)
叶晓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王鸿莉 (461)
卷 首 语
近来真是忙乱得可以，竟使得每次撰写卷首语的时间，都要比编定杂志的时日大大延后，以致很多内容都还需要重温。不过这样也好，算是留下了一点心理的距离，能从创造的热情中冷却下来，再冷静地回望前边的成果，——而如果在这时候，还能为当时的高度而惊喜，那就找到理由来自我慰藉了。
论文栏的第一组，试图在跨文化的宏观视野中，来新颖地观察儒学思想的精义。刘东的长篇论文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强烈反衬下，来重新潜回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作者准此认为，尽管其结论和终局都大相径庭，但反而是萨特哲学的那个现代起点，最为类似先秦原儒面临的初始思想困境。这也就意味着，孔子那些使人如坐春风的教诲，竟源自对于生命有限的悲恸自省；而无论这种现世主义学说的天穹，后来看上去如何明亮、光洁、晴朗、蔚蓝，可在它对于人生的理解边界，仍潜伏着一块看似不太起眼的乌云，——那黑暗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天命的莫测与残酷……由此，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人生脆弱性的基础上，才有资格来谈论儒学的悦乐精神，也才能真正领略到“夫子与点”的精义。也正因此，跟俗常讲滥了的那些误解不同，实则要既清醒意识到“绝地天通”，又坚定憧憬着“天人合一”，还要由双方来相互支援、激发和限制，才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底色。由此还又决定了，先儒在预埋了心理苦痛的同时，也就为轴心时代之后的文明历程，预留了接受严峻挑战的文化心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悦乐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高度，那么“忧患意识”就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底线。——唯其有了前者，才使这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升华成世界性的灿烂文化；又唯其有了后者，才使这个文明的气运，顽强地赓续至今绵绵不绝。李鹃的文章，则借助于对沃尔夫《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的重读，以他者的眼光印证了上述判定。在依次叙述了沃尔夫哲学的历史地位、沃尔夫“中国讲演”的历史背景后，作者回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语境，并找到了对于儒学特征的跨文化观察：在中国人那里既没有自然宗教、也没有基督宗教，只靠一套基于自然理性的学说来实现自然德性；因而，声称基督德性的优先性便对他们不具意义，而他们也已有了许多有效的方法与手段，无需再借助宗教信仰来实现自然德性。
第二组则由两位来自芝加哥的同事，同样基于比较来讨论中国经济史，尽管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趋同。彭慕兰在继续发挥其“大分流”之说。即使在迟至175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的最先进地区，在经济上都有惊人的相似。因此，就要重新思考又过了75年之后，这两者间所显现的巨大差异。渐进式的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增长，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并没使欧洲与东亚区分开来。可到头来，高度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资源限制，而使英国幸免于难的，则不仅是技术和机构，还包括煤炭、新世界的出现，以及各种有利的非常时机。作者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又将分析焦点对准十八世纪对于其后时代，即十九世纪中国的衰落以及二十世纪的重新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上。虽然当今中国的商品、技术等已进入全球化流动，但这个分流（与西方的差异）的鸿沟仍然很“大”，所遗留的问题包括了一些重大障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可能反而要小于它自己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的分化。与之相对，赵鼎新讨论了西方学界对于韦伯著作的态度。作者首先认为，韦伯所总结的前现代中国的城市、政治和宗教特征，究其实质都是从比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即便他也许并不了解这些特征还有种种变化和特例，但他的看法仍有合理的一面，而他的批评者并没能颠覆他有关中国和欧洲间差异的主要结论。由此，作者围绕韦伯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阐述展开讨论，通过评析“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又指出一旦韦伯式的洞见遭到忽视，就可能导致学者们犯下更多的错误。最后，作者还沿着韦伯对宗教、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洞见，来分析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国历史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第三组属于电影研究。奥尔伽指出，黑泽明拍于1957年的《在底层》，一向只被看作对于高尔基同名话剧的照搬，故只是一次将戏剧转变为电影的形式练习。缘此，有必要打破把这部电影视为戏剧的传统思路，将它置于在1953年日本关于“乞丐摄影”和照相现实主义的争论，以及黑泽明本人于1950年代的影片拍摄这样的语境中，重新进行讨论。作者指出，通过把德川时期的形象呈现变形为战后悲惨生活的形象呈现，黑泽明的这次电影化改编，不仅同占领后日本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避免了对于战争造成的穷困进行写实主义的表达，也把它相应地溯源到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过去。张英进指出，贾樟柯在新拍影片《海上传奇》中的多音性呈现，不仅带来了相应的审美感受，也促动了很多相关的思考。例如，为了表达全球化时代中日趋复杂的生活经验，应该如何重新设定与配置空间、地方和地点？如何通过多音性和多地性，来修改和重塑历史和记忆，以突出一个传奇城市的多样性? 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干预形式，怎样不仅捕捉与重演失去的记忆，而且生产新的经验和价值？作者指出，这位前卫的导演发展出了一种多音性展示地方的方法，它鼓励一种多地性的视野，呼唤人们像对待自己的世界那样，去探索其它的地方、城市和世界。
第四组研究古典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彼得·辛普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大伦理学》，被很多人认为并非是出自这位先哲之手，不过，如果细察各种就此的否定论说，会发现其论证和证据都远远不够。准此，作者试从旨在针对不同听众和读者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特征，主张《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写给政治家的，《欧德谟伦理学》是写给哲学家的，而《大伦理学》则是为普通公民创作的。作者还借助一些书中的例子，说明该书看似与另两部伦理学著作有所冲突，但在经过仔细考量后却并无抵牾。吕纯山以《形而上学》Ζ和Η卷的定义理论为核心文本，指出亚氏在此重提出了一种定义方式，即质料/形式和潜能/现实构成的定义方式，这种对于实体的定义，才是首要的和最严格的定义，是在解释形式对质料的谓述关系。作者又指出，在亚氏逻辑学著作中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由属加种差构成的定义，并不与这种新的定义方式构成互补，并且严格说来也没有替代关系，而各有定义的对象和使用范围。当然不可否认，这两种定义方式都不是特别完善，才造成了古典学界针对定义问题的无尽争论。
评论栏中，卢文超在尝试勾画一种复杂的关系：霍华德·贝克尔的社会学方法来自西美尔，而两人对于艺术的观念有冰火难容。西美尔仍然认为，艺术家属于天才，艺术品是独特自足的，艺术可以拯救人心与人世；而贝克尔却利用西美尔“互动”的社会学思想，发现艺术家不过是工作者，而艺术品的独特性和自足性，也不过是一种社会历史建构。如果从贝克尔看西美尔，可以看出西美尔之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身份的冲突，所以他的哲学家身份，限制了他用自己的社会学方法研究艺术，从而限制了他发展出贝克尔式艺术社会学的可能；但如果从西美尔看贝克尔，也可以看到贝克尔并无西美尔那样的救世情怀，且对美学价值问题也不够重视。戴沙迪勾勒了当今的“数字人文”带给研究活动的戏剧化挑战，并尤其把它跟传统的八股文考试进行了对比。人们往往误以为对于过往档案的数位化处理，能帮助自己竭泽而渔地把握相关材料，却不知它反而改变了大家的阅读活动方式，以致干脆有可能弄得人们一本书也不读。作者由此而警示性地指出，人文学术的批判功能，除了体现在其研究成果能引起别人具有判断力的审视，还体现在研究者的自我修养和反省中；所以，如果不能追溯自己跟文本整体的阅读历史，那么进行这种反省和修养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写完了上述文字，碰巧又听到了一阵悠扬的钟声，那是来自巴黎圣母院的声音，这些天来已经逐渐听习惯了。尽管这著名的钟声，并不是由那位卡西莫多所敲响的，可它还是在暗中提醒了自己，此番竟把在国内未了的写作，带到了雨果当年写作的这座城市。由此想到，此情此景或许也应记取下来，——不是为了说明自己心里多么放不下“中国的学术”，甚至都顾不上去投入身边拉丁区的生活，而是为了记下当今时代的写作场域、乃至当今时代的生存环境，早已把“古今中外”人类经验，都如此拥挤地给搅混和拼接在一起了。
刘东
2015年7月19日于法国人文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