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刘东
执行编辑：何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目录
卷首语 （001）
论文
瓦赛里斯·珀利提斯/柏拉图的存在论（005）
刘玮/亚里士多德论勇敢 (037)
刘东/朱光潜与鲁迅——陶潜是否可能"静穆"? (075)
傅君劢/《倦夜》——对中国古典传统中肉身诗学的反思 (119)
成祖明/《毛诗序》的历史书写与河间王国儒学的构建 (138)
永田拓治/汉晋时期流行的别传——"正"与"别" (168)
徐冲/范晔《后汉书》冯良事迹成立小论 (194)
孙正军/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从《史》、《汉》到《后汉书》 (217)
评论
程炜/制造语文学——评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248)
林丽娟/谈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何以可能？——评布瑞克豪斯/史密斯《苏格拉底的道德心理学》 (276)
书评
曹青云：《流变与持存：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葛天勤 （295）
索默：《尼采的“瓦格纳事件”与“偶像的黄昏”注疏》/余明锋 （306）
托马斯西恩：《理解海德格尔：一个范式转移》/刘万瑚 （313）
杰米布鲁斯洛克哈特、艾伦麦克法兰：《龙校岁月》/余婉卉 （323）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刁培俊、仝相卿 （328）
柏桦：《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袁剑 （349）
罗钢：《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张耀宗 （352）
郭安瑞：《戏剧与城市：1770-1900年间北京的文化政治》/张一楠 （358）
戴安娜克兰：《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饰中的阶级、性别与身份》/熊亦冉 （365）
维拉佐尔伯格：《建构艺术社会学》/原百玲 （381）
卷首语
尽管受限于杂志的印制周期，只能在这里表达迟到的悼念，可我还是要把对于狄百瑞教授的追思，先补写到本期的卷首语中。这位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汉学家，看似毕生都埋首于故纸堆中，却往往能对中国文化的品格，发出足以警醒世人、而改变观念的论述。比如，他那本《中国的自由传统》，就一反魏特夫充满了东方主义的论调，而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思想的内部，接引出了对于专制政治的、并非在拾西人牙慧的批判。再如，他那本《东亚文明：五阶段的对话》，也是一反误以为“中国贵一道而同风”的俗念，点明了发生在中国的几次思想对话，且又把中国文化的每一波高峰，都对应于一番这种深度的对话。而现在，我又在组织对于《高尚与文明》的翻译了，唯望中文读者能够尽早读到他的这本新作。
论文栏第一组，其主题为希腊哲学的研究。瓦赛里斯·珀利提斯挑战了对柏拉图存在论的传统理解。寻常的观点认为，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柏拉图持有不同的存在论。可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学者却提出，柏拉图之所以提出理念论，是为了回答早期对话中提出的定义问题；与此同时，这种理念论又超越了定义问题，成为了关于本质和解释的理论；再到了以《智者》篇为代表的晚期对话中，柏拉图也并未放弃其理念论，而是提出了“何谓存在”的新问题，并以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论，发展了中期对话中的存在论。接下来，刘玮讨论了围绕亚里士多德“勇敢”论说的五个争议点：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讲勇敢关乎害怕和信心这两种情感，是否应该将它放在两个“不及-中道-过度”的三元结构中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似乎将勇敢理解得过于狭窄，只关乎战场上的勇敢，这是否不尽合理；既然勇敢者要面对生与死的挑战，而伴随着害怕带来的痛苦，亚里士多德又如何理解勇敢中的快乐；勇敢如果是承受害怕的痛苦，那么似乎与自制更为接近，而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德性；《欧德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于勇敢的讨论有何差别，这种差别对于确定它们的先后顺序有否帮助？总而言之，作者试图借助于这一系列的讨论，来呈现亚里士多德之勇敢论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第二组的主题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刘东通过比对朱光潜和鲁迅对于陶潜的不同解释，既重新框定了对于那位古代诗人的阐释空间，也转而凸显了这两位现代论者的不同解释立场。通过比较文学的跨越分析，作者发现了隐藏在当年话语之后的西学权力，也即无论是朱光潜笔下的、还是鲁迅笔下的陶潜，实则都暗通款曲地源自他们读过的尼采学说。只不过，前者作为一位职业的美学家，并不看好尼采笔下的“狄奥尼索斯神精神”，而宁可倾向于其《悲剧的诞生》中的“阿波罗精神”。这样一来，那些曾被夸张得煞有介事的“和平”与“抗争”、“超然”与“热烈”之争、“逃避”与“介入”之争，乃至“书生”与“战士”、“学理”与“现实”、“保守”与“革命”之争，也就被还原成了“希腊的日神”与“希腊的酒神”之争，甚至“尼采本人”与“尼采自己”之争。接下来，傅君劢则藉由细读杜甫的“倦夜”一诗而指出，不同于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国文明在处理身体、暂时性、身份和知识的不确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时，采取了一条大不相同的道路；缘此，中国思想家强调心、情、志本身的肉身经验性，认为那些主观性并不是幻觉，而乃我们正参与其间的世界深层之理的组成部分。为此，作者还沿着历史的前后线索，详细讨论了自战国至唐代有关知识、欲望、自我和行动的重要论说，以及由此引发的礼、乐、诗歌理论，并强调了这些论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第三组的主题是历史书写的研究。成祖明指出，河间儒学的兴起与汉初制度意识形态的转型密切相关，而对汉初从黄老转向儒学、走向文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对先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复原，构成了汉初“成书复典运动”的一部分；而《毛诗序》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书，由此书写了河间王国儒学的历史记忆，构建了“天礼之学”体系，并反映了河间儒学集统一国家的思考、诸侯方国的视域与平民士人的理想诉求为一体的特质。这与帝国中央儒学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分野，反映了两大儒学系由不同集体经验发出的经验归纳与学理建构。接下来，永田拓治指出，魏晋被认为是“史”取得了划时代发展的时期，而“史”对于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性格也非常重要。在这中间，别传的体裁尤其引人注目，被认为代表了该时代的历史性格，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正史列传相比史料价值偏低。不过，别传却是流行于从东汉中后期到东晋的长时段内，其中也包括了丙部（以后的史部）从图书分类中独立的西晋时期。也就是说，别传在编纂之初可能并非被认定为史书。因此，如果将别传作为史书来进行分析，或许会看不到其历史的特质所在。准此，作者认为别传并非魏晋时期流行的史书，而是流行于东汉中后期到东晋时期的人物传，他还进而论述了别传的历史性格及其变迁。
第四组的主题仍为历史书写，也即与第三组的论题实属一类。对于范晔《后汉书》中文本面貌高度相似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徐冲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东汉国史《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应当是构成了最初的文本起源。这一类型的书写在东汉后期颇有其例，与当时“士、吏之别”的起源正相对应。成于孙吴的谢承《后汉书》，以《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为蓝本，书写了江东名士赵晔事迹。而东晋时期的袁宏《后汉纪》与葛洪《抱朴子》，则通过发展出若干相异的新细节，使冯良分别呈现为儒学名士和道教先驱的不同形象。到刘宋初年范晔书写冯良事迹时，既继承了《东观汉记》以降以冯良为儒学名士的主流书写，又纳入了谢承《后汉书》、葛洪《抱朴子》等发展出的新细节。由此足见，冯良事迹在诸家“后汉书”中的发展过程，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作品在文本传承方面所蕴含的因袭、歧变与反哺的层累过程。接下来，孙正军则从书写模式的视角，对于《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记载地方良吏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发现《史记》书写良吏与后世差异较大，不仅载录对象非地方长吏，对于政绩的叙述也语焉不详；及至《汉书》，则以社会所期待的理想良吏为基准，确立了一整套的良吏书写模式；而《后汉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以灾异祥瑞论为认知背景的德感自然模式。作者指出，随着《汉书》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和《后汉书》的完善，中国古代的良吏书写模式亦趋于完备。这套提供了叙事素材乃至组合方式的书写模式，成为后世史传深所倚赖的模板，此后一直到明清都被执着地延续着。
评论栏中，程炜考察了刘皓明译著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的译文、注解和阐释，批判地评估了其贡献与不足。相对于刘书较为简化的介绍，补充说明了荷尔德林版本问题及其背后争议的复杂性，特别是编辑问题背后的语文学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又结合当下英美与德语学界对于荷尔德林的研究，重新评价了刘书对于康德、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论述。作者尤其希望通过这一考察，促使读者进一步反思近代诗歌研究、语文学与哲学等领域的复杂关系，转向真正严格而朴素的研究。接着，林丽娟从布瑞克豪斯与史密斯在2010年出版的《苏格拉底的道德心理学》一书入手，批判地考察了两位作者对“苏格拉底问题”过于简单的处理，梳理了“苏格拉底问题”在古典学研究中的演进过程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作者还特别讨论了关于苏格拉底道德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究竟如何看待情感？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他的理解，即苏格拉底是否只重视理性而无视情感，以及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
最后要特别交代的是，作为一种试验，本期论文栏中的第三组和第四组，集中采撷了“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方面的成果，这是近年来中古史研究中颇具新意的一种范式，它把以往被学界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更有深度地视为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从而注重于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这个学术热点的形成，既受到了后现代史学“文本”观念的影响，也是对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一种推进。——借此机会，我要向代表本刊组稿的邱源媛博士，致以特别的表彰和谢意。当然不在话下的是，今后还将择机刊载类似的专题讨论，以适时地推展在某一领域的学风变迁。
刘东
2017年9月23日
补写于清华学堂218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