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刘东
执行编辑：何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目录
卷首语 （001）
论 文
韩可思/“欧亚大陆”：历史游移中的构想与现实 （005）
彭慕兰/“欧亚大陆”的构想：益于思者或跛于行 (037)
刘 东/起伯林而问之——在“自由与多元”的轴线上 (068)
周 濂/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吗？——约翰·托马西与新古典自由主义 (097)
白雅琪/愚人的智慧：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119)
约翰迪伦/普鲁塔克与新学园传统的关系 (135)
贺 磊/自然的合目的性与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则：论康德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先验演绎 (151)
陈虎平/先验自我与多层还原 (196)
评 论
杨 朗/李济的生平与学术 (217)
书 评
黄承元：《中国的莎士比亚》/郑杰 (255)
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刘东 (261)
雅克利娜德罗米伊：《古希腊思想中的柔和》/于莲 (277)
拉 沃：《从一种形而上学到另一种：普洛丁哲学中不同形态的“差异性”》/韩穗 (286)
周裕锴：《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马强才 (292)
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冼若冰 (301)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郭敬燕 (307)
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 世纪社会史》/张建军 (314)
陈怡君：《贫穷之罪：中国的城市贫民（1900—1953）》/林叶 (321)
冯婉珊：《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常姝 (334)
卷 首 语
为了适应出版社的审读节奏，自己的工作节奏也逐渐变成了，先把整本的杂志都审定编次完，然后就至少要等它个大半年，待到出版社也都亮出了绿灯，再来考虑这一期的卷首语，而这次的情况也是大抵如此。——这样一来，就额外地造成了一道麻烦，也带来了很特别的心理效应，因为自己对每期收入的文章，哪怕那正是我本人的文章，就不像刚编定时那么熟悉了，往往还需要再重新翻阅一过，以找回大半年前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由于刚从一个学期松弛下来，还会生出“似曾相识”的陌生感，甚至会为其中的苦心而惊喜，觉得当时能爬上那样的高坡，简直有点儿“鬼使神差”的造化吧？
那么就快来看看，本期都论述了什么内容。论文栏第一组，紧紧围绕着“欧亚大陆”的宏大话题。从一个侧面，韩可思撰文向学界发出呼吁：应打破把欧、亚视为两个对等“大洲”的迷思，而把“欧亚大陆”（Eurasia）视为人类学意义上的融合体，以突出该大陆板块各地区在数千年来的深度关联；如此，不仅可以纠正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也可以为处理当代危机提供思想资源。作者进一步指出，杰克·古迪等人的工作，已经为分析“旧大陆”上文明多样性中的同一性提供了基础，而沿着卡尔·波兰尼的相关论述，亦可知农业帝国对于经济嵌入性的古代理想，正同20世纪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因而，欧亚大陆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仍然受到了地缘政治的阻碍，还是有着值得去发掘的普遍意义。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彭慕兰虽也从抽象的意义上认可了，应当在古迪的基础上重视“欧亚大陆”的概念，而且，也应当在波兰尼的基础上重视经济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但他却从具体层面提示了若干困难。首先，民族国家在当下已是既成的现实，也是实现一体化构想的巨大障碍。其次，应区分不同类型和层面的“嵌入”选择，以免把“达成社会纳容”混同于“驯服市场”。最后，欧亚各部在18和19世纪已发生了重大的分流：从横向来说，欧洲和亚洲形成民族国家的步伐并不一致；从纵向来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共享的认同感，或者他们关于共同命运的理念，也已变得更加渺茫，而大众理念则只是深藏于地方传统中，并不如精英理念那么容易流通。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或许“欧亚大陆”的一体性，就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而已。
论文栏第二组，在集中处理政治哲学的问题，特别是围绕着“自由”的概念。刘东沿着以往的论述和追索指出，在伯林身后出版的那本《未完的对话》，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有“起伯林而问之”的效果。而有了他本人的这些亲口回答，就再无理由再给他贴上硬性的标签了，因为伯林的立场毋宁是更加灵动与滑移的，不会孤注一掷地贴向哪一边，而更基于“自由”与“多元”之间的牵制与平衡。准此来看，当“自由”概念被当作一种“主张”时，它是可以进入当今世界的“大空间”的，因而至少在传播学的意义上是具有“普遍性”的；反之，当“自由”概念被当作一种“主义”或体系时，它就有可能只是限制在某个“小空间”中，至少并非其全部命题都具有“普遍性”。周濂经由对约翰·托马西的分析而指出，尽管以他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尝试调和高级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从而希望能把私人经济自由与社会正义、自发秩序与民主自治、自由市场与公平这些长期被视为无法结合的观念，全都从理论上结合在一起，可令人失望的是，托马西却既没有为“厚重的经济自由观”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也没能充分证明“市场民主制”会比罗尔斯的制度构想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
论文栏第三组，聚焦于欧洲的古典学研究，特别是对准其中与智慧和理性相关的问题。白雅琪的论文揭示出，在基督教传统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全力地排斥古典智慧，甚至歌颂对这些异教智慧彻底闭目塞听的“愚人”。产生这种倾向的重要原因是，既然《圣经》相较于古典文本，对于读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基督徒就干脆倾向于让这种比较无法进行。除了彻底拒斥古典文本之外，基督教还采用三种策略消解古典文本的威胁：首先，说希腊哲学的精华剽窃了圣经，或是剽窃了先知们的话语；其次，说某些人在耶稣降临并创立基督教前，就已经觉察到耶稣的存在，从而成为了基督教的原型；第三，说古典文本应当以寓言的方式解读，从而与基督教的教导一致。作者最后指出，这种同古典理性传统的决裂取向，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说到中期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普鲁塔克，他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学说化”，而没有坚持“新学园”传统中的怀疑主义。可约翰·迪伦的论文却指出，在普鲁塔克的思想中，有着深厚的新学园怀疑主义传统。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他严肃地将新学园的代表人物阿凯西劳斯和卡涅阿德斯当作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传统的一部分，并严肃地看待苏格拉底开创的以“助产术”帮助人们进行哲学探索的方法；其次，他在与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辩论时，广泛地使用了新学园怀疑派的方法，并明确地为阿凯西劳斯辩护；最后，从他的一部较少被关注的哲学小品《论冷的原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深谙柏拉图辩证法的精髓，既承认“疑难”在哲学探究中的核心地位，又旨在通过对疑难的探索得出确定的结论。
文栏第四组，在集中处理康德哲学的细部问题，这门专学在中国已有了好几代人的传承。贺磊的文章指出，《判断力批判》的“导论”包含着对“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一个先验演绎，该原则缘此应被证明为反思判断力的先验原则。如果《判断力批判》是对于一般而言“（反思）判断力”这一认识能力的批判，则这一证明便理应充当全书的最核心论证。对这一演绎论证的详尽分析则表明，康德虽能为所谓“自然合目的性原则”的先验地位提供辩护，但尚未借此证明该原则与反思判断力及其“立法”的本质关联；这一关联只有在某种不再由认知需求主导的反思判断力的运用中才有望得到证明。由此就初步展示出了《判断力批判》不同论题间复杂的论证关系；而对这一论证关系的彻底澄清，则要求对于《判断力批判》的体系性任务和康德哲学的核心洞见，都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陈虎平的文章则以“先验自我”概念为例，说明康德对古代和近代形而上学还原论的突破，具体表现为抛弃起点和终点，而从中间突破解释认识功能。但康德在认识的还原中保留的“先验自我”，仍属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的逻辑剩余，而该概念所可能发挥的功能也并不需要设定“先验自我”来完成。作者由此主张，不如用多层还原的程序思维来取代这个“先验自我”概念，如此虽会背离康德的一些字句，却并不违反康德的基本精神，还能让他同当代认知科学更好地结合。
评论栏展示了本院院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它虽然常以有过“四大导师”而闻名，可实际上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却有着“梁、王、陈、赵、李”这样五位，而杨朗今番介绍的正是这第五位导师——李济。这位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早年曾担任过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此后主要任职于中研院史语所，其间主持的安阳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主持与参与考古发掘的同时，还对已发掘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广泛研究，并进而尝试重构中国上古史。不过，由于他深受当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努力将学术研究建立在客观的科学事实之上——这意味着考古资料的价值优于传世文献——从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可另一方面，他又搁置甚至忽视文化价值层面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其学术观点的某种局限。当然，李济作为现代重要的学术先驱，其学术成就无论如何都值得认真对待，以反思现代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与内在理路。
最后，还需要在这里特别记下一笔的，就是杂志至此已出版了四十期。按理说，这样的整数往往值得纪念一下，比如开个特别的研讨座谈会什么的。不过，由于一开始叙述的那种情况，每逢撰写卷首语时都觉得特别劳神，从心力上可说是无端耗费了两次，所以也就仅限于在这里悄悄地记下吧。——毕竟，明天就要抖擞精神编第四十二期了，而这还只是因为今日已天色太晚了一点……
刘东
2018年8月21日19时于青岛海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