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由历史系彭刚教授主持，吸引了近400名学生前来六教C300聆听。刘老师热情洋溢的讲座引领大家走进了古希腊崇高悲剧艺术的殿堂，也向大家展示了西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别，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听众。通过讲座，同学们也可以真正领悟到人文学者怎样做研究——研究论点如何以优雅的方式推演出来，这对所有在场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来说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首先刘东老师揭示了“悲剧”（tragedy）的两种传统定义：一是日常通俗的定义，即指某种悲惨的境遇或下场，比如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所著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等，并且可以刻画任何人的悲剧下场；二是美学中所讲的悲剧，即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特定戏剧体裁，以不可调和的戏剧冲突以及不可挽回的悲惨结局为特征，被毁灭的主人公人格必须是崇高的。刘东教授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文字和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论述，他还给大家播放了俄罗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制作的音乐剧《俄狄浦斯王》，让在场师生更好地领略希腊悲剧这一独特文学体裁。刘东教授指出，古希腊悲剧对一个人心灵的震撼和净化（catharsis）作用要远大于一部好莱坞流行大片。

接着刘教授提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期曾著《评论》 和《宋元戏曲考》来寻找中国的悲剧和史诗体裁，指出在近代东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悲剧这一文化猛烈地冲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及文明的对话，而《红楼梦》在西方这一标准印证之下则兼具小说与悲剧体裁特色为一身。悲剧这种特殊戏剧体裁则对社会正义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拒绝这种程式的原因。而在考虑中国在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时，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悲剧（意识），中国人也就没有为真理而舍生取义的精神，中国文明也就缺乏了前进的冲力。这样一来悲剧就被看成了某种必然的天条而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产品，而且引进这一体裁到中国在当时就被看成了当务之急。接着，刘东老师顺势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此想要（引进）的西方文化究为何物？带着这个问题，他指出基督教就是强烈挑战瓦解人类的理性来与希腊传统相抗衡，也就是两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的不同之处；但是两希文明也有相通的一面，针对这一问题刘老师引用了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一段话来说明西方文明中两希文化之间的关系。 刘老师接着讲了在希腊文明中产生的悲剧传统，并且相信悲剧产生于希腊宗教节日这一观点，指出当时城邦民主制和宗教节日等一系列千载难逢的巧合因素共同作用偶然造就了三大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来申斥命运的不公。希腊悲剧偶然的产生，对于人生过程的种种难题，出现了一种求索和要求解释的冲动，有一种对理性追索的精神，而这不同于基督教精神。刘老师认为悲剧这种求索精神也就给后世带来了永久的解释的困境，比如卡尔·波普、尼采、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弗莱等人都先后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悲剧何以产生。刘老师认为上述哲学家每个人只能从某一角度解释其中的某一种悲剧。刘老师还指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基督教绝对不能容忍悲剧，基督教是不能回到世俗化的，所以悲剧很快就在西方的历史中势微了。当我们许多学者在二十世纪初发现西方的伟大秘密就在悲剧的时候，悲剧在西方已经接近死亡了，而且在以后大部分时间西方也是没有悲剧的，除了少数偶然创作的作品。西方流行的基督教传统发扬的终极乐观的精神阻碍了悲剧的重生。

那么不同的文化有没有共同性呢？有。人生实际上本来就有这么多的冲突。世界文明中很多圣人，比如我们所说的四大圣哲，心里都有巨大的悲痛性。刘老师认为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更像一个现代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而我们在面对这一人生冲突的时候真的像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先生说的那样不敢正视吗？刘老师认为正好相反，我们在表现的问题上是有一个路径依赖的。一个文明能不能体会到这样一种人生的冲突？这是必然的。而至于用什么样的文体去表现这一冲突就不一定了。希腊人擅长悲剧，可是后来美国的海明威用小说来表现，而中国的司马迁则在《史记》中表现各种冲突，人生冲突不一定非要在戏剧、在文艺里表现。

希腊的悲剧家，尤其是索福克勒斯透辟的眼光在那个时代借着历史的机会就使我们对人生看得更加透辟，构成了对于此后文明史的永恒的挑战。 而索福克勒斯这样一种悲剧观不仅支撑着西方文明的前进，也造成了西方文明的毁灭。此次讲座，刘东老师以自己渊博的学识精辟地分析了古希腊悲剧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以此为突破口比较了东西的文化差异，加深了同学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思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