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为客家雍正间移民，其家族兴于清末民初国运衰败、内忧外患、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遇的挑战之际。陈氏五杰代表了在当时民族解放洪流中,受教育于中国旧学的士人阶层中那部分身体力行、以一已之力寻求国家复兴之道的有识之士群体。

洋务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开始了向西方求学的风气。从严复开始，留学海外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西方列强除科技先进船坚炮利之外,其人文社会科学也引领世界之潮流用陈寅恪先生的话作结，就是建立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上。

我自2009年清华大学重建国学院受聘，投入较多的精力，专注于王国维、陈寅恪所涉及的元代与西北舆地之学。元史与边疆舆地之学是中国的固有学问,清朝中后期大师辈出，如钱大昕、祁韵士、张穆徐松与何秋涛等。该领域研究学风在清末民初大变，清同治年间进士洪钧受命出使欧洲，任驻荷、奥、 德、俄四国公使.洪钧长于元史，在俄时适逢俄罗斯东方学家别列津( Bereain) 将13--14世纪波斯史学家拉希德T(Rasid al-Din Fadl Alah)的《史集》的波斯文本原本进行校勘后，与俄译文和注释一起出版。洪钧还了解到早于拉希德丁的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以及亚美尼亚人多桑的法文著作《多桑蒙古史》，遂请使馆议员金楷利等译介，归国后据以著《元史译文证补).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出，该书首次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有关元史的穆斯林史料，使国人认识到边疆舆地之学原始文献的多元性与研究的全球性，可谓是划时代的贡献。

除了在其他的论著中提及边疆族裔之外，在这个领域，陈先生只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但皆为大家手笔。针对日本学者箭内亘的《元代社会之三阶级》，他于1929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元代汉人译名考》。我特别注意到陈先生在驳论中以完全不同于乾嘉前贤的视角切入，通过考察当时汉人的“他称”，即在非汉族人语言中的称谓，并采纳欧美东方学者的意见,兼引蒙古、波斯史料编辑成文。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于90年前,其所举史料，以今日文献学进展观之，固有改进更新之余地，但他在讨论问题时所显示出的视野之广及东西学术根基之深厚，明显超过当时日本权威学者箭内亘，且立论坚实,至今不破。

从学术史的角度讲，陈寅恪先生此文是元史与边疆奥地研究在洪钧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引入了欧美东方学的元素和传统方法论与视角,将其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术结合起来,开启了边疆舆地之学研究的新潮流，即在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历史文化时,既博览汉文原典，也搜罗他种文字史料;在论及前人成果时,既参考国内文献，也关注欧美、日本学界的成果，为中国边疆舆地与元史研究树立了新标杆。

当代中国史学界、元史与西北舆地研究学界,对陈先生的学理与学风高度认可,并在其基础上发扬光大，后学群起而相从，成为学术主流。正是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倡导，以世界为自己的学术舞台和竞技场的观念蔚然成风，被广为接受。

陈门五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英阶层的家国情怀。陈先生从青葱少年时代起，先后在日本和欧美求学，前后长达18年。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他不以追求功名为目标，而是孜孜寻觅学术真谛.终成国人万众敬仰的大师级人物。他治史学不是如今常见的凭一技之长、恃一门一派之学，而是精通十八般武艺。而这“十八般武艺”就是在漫长的求学过程中,吸海内外各名家之长练就的。

陈氏一门五杰的话题提示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不仅出于庙堂所在的京师重地,或东南沿海的都市巨埠，更产生于内陆如修水这样的传统诗书之乡。这不仅是我个人基于近现代中国学术史的观察，也是今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附:

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以来举行的与陈寅格先生有关的活动。

2010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陈岗格年谱长编》。

2010年5月，召开“梁启超、陈寅馅年诺长编”出版学术座谈会。2010年5月，桑兵教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做“陈寅恪的西学”演讲。

2011年11-12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克多.梅尔教授来做“陈寅恪纪念讲座一欧亚与世界视野下的传统中国”讲学，为期一个月。

2012年5-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包华石(Martin Powers)教授做陈寅恪纪念讲座“文化冲突的新解读”,为期一个多月。

2015年9-10月,德国波恩大学廉亚明( Ralph Kauz)教授做“中国和伊朗的历史和现状”讲学，为期一个多月。

2019年11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举办复建十周年暨陈寅恪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1年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创办以书代刊的《清华元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已出版6辑。

(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