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9日，“转捩——道咸之际的学术与思想”工作坊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举行。工作坊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本次工作坊围绕“道咸之际的学术与思想”这一主题进行交流，融合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就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型中的经学、理学、文学、西学、史地学、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展开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致辞。唐文明教授指出，道咸时期是传统学术和近现代学术的交汇时期和过渡阶段，所谓“道咸新学”，即指此时期学术思想发生诸多新的变化。例如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传统学术自身内部的矛盾逐渐转向“中和”，儒学内部的问题意识亦发生转变，由此应对新的挑战。然而相较前后其他时期，关于道咸学术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次工作坊的举办，即希望各位学者针对道咸时期学术思想的各个领域和诸多问题展开讨论，畅所欲言。
唐文明教授致辞
接下来进行主题发言。主题发言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检秋研究员、清华大学历史系戚学民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罗检秋以《学术社会史视野下的道咸经学》为题，提出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学术思想史。报告分别从三方面展开讨论：其一，针对传统研究划分学派多注重地域性，提出学术家族在传播和传承学术时也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针对以往论及士人交游侧重诗文研究，提出学术的探讨和辨论活动是士人交游的另一重要环节；其三，指出人伦关系影响下的情感心态，是学术思想形成的因素。
罗检秋研究员主题发言
戚学民的报告以《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为题，报告专门就记载包含嘉道时期在内清代经世学系统的《续文苑底稿》为中心，指出《续文苑底稿》首先正式使用了经世学的名义，赋予经世以学术意义；其次记载了经世学的外延，史学、水利、地理、治水、语音、乐律、天算等等皆属于经世学的范畴。报告进而指出，《续文苑底稿》对清代经世学内涵和外延的记载应得到重视。
戚学民教授主题发言
陈壁生以《刘宝楠〈论语正义〉的得与失》为题的报告，围绕刘宝楠疏解《论语》的方法和得失展开讨论。报告认为《论语正义》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群书引《论语》内容发掘《论语》的“汉人旧义”，其中不少“旧义”与二十世纪敦煌出土文献的记载若合符节。《论语正义》的问题在于大量引用先秦两汉子书、史书中的说理之言，解释《论语》语录，因此出现许多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解释。
陈壁生教授主题发言
第一场会议发言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老师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孙明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琦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王安琪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老师分别作了会议报告。
孙明以《“中叶”：嘉道以降的一个政治时间观念》为题，指出“中叶”作为嘉道以降士大夫公私政论中常见的词汇，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带有政治观察与时局世风判断意味的政治时间观念。“中叶”的使用传达了士大夫心中对于现实状况中承平日久、政象渐颓，而又存有希望的忧郁与激愤。
胡琦的报告《解经与著文——清代学术史上的疏证体》以清代大量涌现的“疏证”类著作为研究对象，指出清代前中期，疏证体的变化是由以“疏通”为旨到以“证明”为重；嘉道以后，“疏证”成为注解、阐发经典的流行体式，古文家与考据家围绕疏证与“文气”的关系展开辨论；清末章太炎将“疏证”专列为文章之一体，对有清一代“疏证”体的演进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王安琪在报告《以历算谋升：戴震避仇京城之考量》中指出，戴震避仇北京，又能在北京声名鹊起，是乾隆朝日趋显著的尊经风向和对历算人才的需求，为戴震以算谋生提供了可能，也为其提供了从地方学者进入精英学者群体的机会。
刘增光以《重行事与顺天下——阮元经学中的“微词”》为题，指出阮元一方面认为《孝经》、《中庸》、《孟子》贯穿了孔子作《春秋》寄寓的“微词”，由此重构理学道统谱系，树立与官方思想不同的孔子素王形象。另一方面，阮元对《论语》等典籍的诠释也充满“微词”，饱含对清代政治的批评，同时还建立了以《孝经》“顺天下”作为儒家的根本政治理念。
第二场会议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老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黄湛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孟少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照、清华大学哲学系何明阳分别作了会议报告。
黄湛《道咸时期京师理学群体的“述朱”活动》的报告指出，唐鉴、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京师理学士人重在修身工夫，同时，编纂朱子书、重建清初道统脉络、践履体认等活动促使学人间展开精微的义理辨析。这一理学群体应与同时期以经世、文章为主要学术载体的“宋学”士人或一般尊奉程朱理学者加以区分。
孟少杰以《朱陆异同视域下的晚清理学》为题，报告分别从朱陆与汉宋之争、儒学道统的再建、义理层面对阳明学的再批判以及与之相关的格物经世问题等方面，考察并分析朱陆异同论视域下的道咸理学面貌。
张照以《姚配中易元说略论》为题进行报告，指出姚配中在《周易姚氏学》中谨守汉易学门户，但其问题意识依旧笼罩在宋易的阴影之下。报告将姚配中放在学术史的脉络上，以重卦和占卜为入手点，分析姚配中是如何别出机杼，区别“画”与“爻”，成功地调和诸家说，从而构建自己的易元学体系的。
何明阳的报告《夏炘的“述朱”与“敬”论》指出，晚清著名理学家夏炘在《述朱质疑》中，不仅强调敬作为主要的成德功夫，贯彻始终，还提出了“敬包四德”的敬德论。这种以“敬”论为核心的理学观点，与他对朱子成学经历的考证和论述相表里。
第三场会议发言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郜喆博士主持。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畅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徐到稳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郑博思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马晓见分别作了会议报告。
李畅然的报告《清代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的〈孟子〉研究》对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的成书和内容加以探讨。报告指出，《孟子赵注补正》辑引了大量清代学者的《孟》学资料，可与焦循《孟子正义》参照并补其未备。报告还分析了该书对《孟子》异文的判断，宋氏的《春秋》今文学思想，以及于孟子生平、天文历法、礼制、训诂等方面的造诣。
徐到稳《如何更细致地分析魏源的经学史地位？》的报告以史家对魏源经学史地位的界定为切入点，探讨如何形成完整精密的经学史分析框架与研究体系的路径：首先要去除“经学虚无主义”，改以“经学专业主义”为旗帜；其次，将有造诣的经学家划分不同等级加以系统衡量；最后，将儒家经学史与其他宗教的经学史研究等进行比较。
郑博思以《黄老何以“救世”——〈老子本义〉所见黄老思想略述》为题，报告从历史上黄老之学的特征入手，认为魏源的《老子本义》摈弃了魏晋以来以《庄》解《老》的诠释路向。同时以《老子》的某些思想比附儒家，用以发挥其“经世”学说。
马晓见的报告《魏源“辟基督教”的两条路径》指出，魏源从两条路径对基督教展开批评。其一是着眼于儒教与天主教学理冲突的“教化”路径；其二是与“教化”存在一定张力、对于魏源的天主教批评而言更为根本的“治世”路径。
第四场会议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常达博士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李欣然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雷天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傅正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高思达博士分别作了会议报告。
李欣然在《从汉学到西学——姚莹考求异域知识的时代思想背景》的报告中指出，姚莹反感门户之争的学术态度，使异域知识的进入成为可能。开放性自身仍延续乾嘉汉学重视“闻见之知”的学术特点，导致姚莹对“习夷事”又有所保留。这种个人思想矛盾反映了道咸以降清代学术既要扩大知识范围、又须稳固思想重心的紧张，近代西学的到来即以此为背景。
雷天籁的报告《最后的军礼：论曾国藩礼学经世对传统军礼的重构》通过分析曾国藩和戚继光之间的同异，指出曾国藩试图以传统的理学资源推动基层自发性，既以地方团结为基础设置军队和军纪，又以军事化的思路构建地方团结，为传统经学中的军礼赋予了新内涵。
傅正以《徐松与道咸西北史地学》为题，报告就道咸时期京师西北史地学者关于内地、边疆问题的讨论加以考察，指出这些史地学上的先期准备，为后来左宗棠、刘锦棠在新疆建立行省提供条件。清朝历史上的边疆与内地从不是相互孤立的部分，内地汉族士大夫的眼睛关注边疆时，已不再把那里当作异域。
高思达《龚自珍与内陆边疆结构的重置》的报告指出，龚自珍将长城内化视为是在海陆竞争关系转化中的重要标志，重视对西域建立行省制度的构造计划。在龚自珍的语境中，“中国”这一概念不仅内在地含有“天下”，也同时包涵了向化各种存在秩序的可能。
与会学者接下来围绕涉及的议题进行自由讨论，讨论结束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海忠老师主持闭幕式，陈壁生教授对本次工作坊的论文报告情况进行总结。陈教授首先指出，王国维所讲的“道咸之学新”，按照原意本指晚清以降的西北史地之学。在晚清学术新旧交汇的过程中，“新”学实则包含丰富多元的内涵。本次工作坊提交的19篇文章，内容跨越经学、理学、文学、西学、史地学、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与会学者从各个角度考察了清中后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学术思想表现。其中有不少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晚清学人如何摆脱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建立经学研究新范式？理学群体在“重述”朱子学过程中，内部展现何种分歧和变化？再如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士人，如何应对西学带来的种种新“问题”？西北史地学放在经史传统和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怎样不同的理解？陈教授最后指出，道咸学术思想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期待大家继续深入探讨，做出更多成绩。
会议现场
与会人员合影
文稿：黄湛
摄影：李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