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晓得，名师固然出高徒，高徒同样也能出名师。二十年前，具体说是2005年5月25日，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演讲，讲稿以《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为题，初刊《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后收入我的《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9年）。文章的基本立论是：“机构”“前辈”与“后学”，这三者的合力，共同成就一个个学术史上的“神话”。众所周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俗称清华国学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便黯然落幕了。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为何夹在这中间、仅存在四年的清华国学院最为熠熠生辉，吸引无数公众的目光？我猜想其重要缘故：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当初异军突起，成绩斐然，可很快就像樱花一样在最灿烂的时刻凋谢，让后人充满遐想与感怀。

别看清华国学院存在时间短，但培养的学生并不少。四届学生中，前两届的表现尤其精彩；完成学业的74人，日后多有名扬四海的。究其原因，与办学经费充足有很大关系——聘专任教授、给学生发奖学金、办学术杂志、举行北海茶话会等，这些都是北大等所不具备的。除此之外，两个突发事件，即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先后去世，使得研究院的师生进一步加强了精神联系，借助各种怀念文章，既凝聚了感情，表达了理想，同时也完善了自身形象的塑造。

2005年4月，清华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及，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提及一本书，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这本由吴其昌编辑的小册子，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精美的“同学录”。除了老师的照片、格言等，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我的妻子夏晓虹教授专门研究梁启超，对这书很有兴趣，于是和吴其昌女儿吴令华合作，给这本书做注，把这些学生日后的工作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学院生活的描述，对导师和同学的追忆，全都补进来，编成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史”——那就是三联书店2009年刊行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

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名师的著述，更落实在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当然必须承认，那些蕴藏在师生情谊背后的理想与情怀，需要某种特殊机缘的激发，方才被公众广泛接纳。最近三十年清华国学院之所以重新焕发耀眼的光辉，与时势迁移，中国学界的目光及兴趣逐渐从政治史转向学术史，有密切关系——这其实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潮流变迁的印记。

今天，清华文科声名远扬，但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只是中断近三十年后的重新起步。1978年恢复外语系，那不算什么，任何大学都有公共外语教学；真正有决定性影响的是1985年复建中文系，1993年复建历史系，2000年复建哲学系，至此，清华人文学科才算是全面站稳脚跟。‌‌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晚年多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称：“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个话题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中有专门的辨析，这里不赘。1986年王瑶先生撰《念闻一多先生》，“近闻清华大学又在筹建中国文学系”，于是提醒大家注意：“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1988年王先生又在《我的欣慰和期待》中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王先生将“清华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释古”为旗帜：“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开阔的学风的。”原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在收入《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的《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中，讲述王先生如何为清华复办中文系出谋划策，值得参阅。日后徐教授出版《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把清华所有著名文科教授都说成是“清华学派”，似乎走过了头；但其在清华校园内不断阐发清华国学院的价值，是有贡献的。我记得很清楚，九十年代初应邀来清华开会，大家纷纷提及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及贡献（这与中国学界之重新发现王国维与陈寅恪同步），校方是不怎么认可的。

三十多年来，关于清华国学院的表彰，在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文系在追忆，2005年是历史系在纪念，此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过大旗来拼命挥舞，声势越来越大。某种意义上，清华大学重新发现并大力阐扬清华国学院的步履，便是新时期清华文科的成长记忆。

如此抚今怀昔，寄托斯文，不仅属于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以及所谓的私淑弟子——即那些愿意承继并努力追摹的后学。比如，今天清华国学院能有如此声誉，与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有很大关系。作为直属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今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所以不断讲述“清华国学院”的故事，在我看来乃“公私兼顾”——既有学术理念的坚守，也不无彰显存在、获取经费等现实考量。很可惜，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或称北大文科研究所）虽创办在先，其历史功绩没能得到很好的表彰。其中缘由，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专门撰文辨析，参见《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初刊《文史知识》1998年第5期，收入《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今天的北大研究生院，溯源时偶尔也会提及那段历史，但因自身功能庞杂，实在顾不过来；别的机构又规模太小，承接不上。久而久之，那个同样辉煌的创业故事，也就日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机构或学派来说，筚路蓝缕不容易，但获得后学的仰慕与追随，同样至关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既祝贺清华国学院百岁不老，青春常在，也祈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不辱使命，重铸辉煌！

                                 中央文史馆官员、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