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陈来院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上午好！

今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举办百年纪念会“中国主体，世界眼光——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山东大学一名教师表示热烈祝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停办，2009年复办。在1925年至1929年间，清华国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国学名家，其中有5位著名学者长期或一个阶段在山东大学任教。

山东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旗帜性人物是“冯陆高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四人当中三人是清华毕业。高亨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陆侃如先生是第二届，萧涤非先生稍晚是清华研究院毕业。高亨先生的导师是王国维，专题研究是“诗骚连绵字辑释”，毕业论文是《韩非子集解补正》。高亨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商君书注译》《诗经今注》《诸子新笺》《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假会典》，与陆侃如、黄孝纾合作《楚辞选》，可以明显看出其治学方向和方法是从清华国学院形成的，我看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基本道路是用历史学和训诂学方法解《周易古经》，他的口号是“以朴释玄”（他的弟子董治安、霍旭东先生都曾讲过），这是王国维的道路。陆侃如先生1926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梁启超，专修学科是“中国文学史”，毕业论文是《古代诗史》《古代诗选》，几年时间，1931年陆侃如、冯沅君夫妻合著的《中国诗史》就由大江书铺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了。《中国诗史》出版后受到鲁迅先生等人的高度评价，成为一部名著。建国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近几十年来已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不同版本。据陆侃如先生的弟子刘文忠先生回忆，陆侃如先生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是《汉魏六朝诗史》，这个回忆自有根据，应当是陆侃如先生毕业论文《古代诗史》的魏晋六朝部分。毕业后增补先秦和隋唐部分，而由冯沅君完成宋元明清部分。陆侃如先生另著有《中古文学系年》，强调研究中国文学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第二是史学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中古文学系年·序例》）。这都带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治学风格的影子。

萧涤非先生193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那时国学研究院已停办。1933年萧涤非先生研究生毕业，导师是黄节先生，毕业论文是《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这部著作至今仍具权威性。疫情期间，2022年4月2日至7月3日清华大学曾举办“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展出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的底稿，那封信邀请清华大学九位著名教授组成萧涤非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会，主席朱自清、委员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吴宓、叶石荪、叶公超。从答辩委员会组成，仍然可以看到曾经的国学院教授陈寅恪、吴宓。

清华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杨筠如、黄淬伯，1929年9月、10月相继离开史语所进入山东大学任教，当时山东大学在青岛。1933年杨筠如到河南大学任教，在山大工作四年。黄淬伯1932年任南京政治大学教授，1952年起在南京大学任教。杨筠如在清华研究院、在王国维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尚书覈诂》，是一部名著，李学勤先生认为是“二十世纪《尚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黄淬伯先生是著名音韵学家，我见过他在山东大学期间写给王献唐先生的信，讨论音韵学问题。

我们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发掘报告是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是吴金鼎。吴金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也是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担任指导教授的唯一的学生。吴金鼎是山东安丘人，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1926年进入清华研究院，专修学科“中国人种学”，也就是人类学。清华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曾去英国留学，学习考古学。他在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也就是清华国学院毕业不久，发现了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先后六次前往考察、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后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参与者有傅斯年、李济、郭宝钧、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作为中国第一部科学考古发掘报告，起草人就是吴金鼎。抗日战争胜利后，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工作，任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主任。1948年病逝，年仅47岁。齐鲁大学是山东大学前身之一。

从以上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山东大学文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高亨、陆侃如、萧涤非、吴金鼎都来自清华，三位来自清华国学院，他们对山东大学的学术研究走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高亨先生的弟子董治安先生、陆侃如先生的弟子牟世金、张可礼、龚克昌先生，萧涤非先生的传人张忠纲先生等，都是山东大学建国后第二代代表性学者。主持完成了改革开放以后具有标志性的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两汉全书》《杜甫全集校注》等。他们的后学仍然承担着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传承学术发挥主干作用。我是1985年考上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班的，指导教师团队负责人是董治安先生、霍旭东先生，两位都是高亨先生弟子，所以我是高亨先生再传弟子，论学术渊源也出于清华大学国学院。高亨先生授课，经常提到“王静安师”“梁任公师”，一些言论通过董治安、霍旭东先生传到我们这一代，这种传承十分重要，我个人有切身体会。有一次我在山东省图书馆参加一个展览，展品是屈万里先生儿子屈世钊从台湾带回来捐赠的，其中有高亨先生手稿一册，是为屈万里《周易集释》写的长序，几乎是一本专著，大约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屈万里在台湾出版著作时不能使用，所以从未发表过。我发现后即报告董治安先生，并通过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负责同志复印下来，交给董先生，当时董先生正在整理《高亨著作集林》，就把这篇一并收进去了。《高亨著作集林》是高亨先生一生著作的全集，精装10册，也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除了山东大学的以外，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学者，王力先生、刘盼遂先生、姚名达先生、谢国桢先生、朱芳圃先生，他们的著作我都读过，其中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谢国桢《晚明史籍考》都是我的专业中国目录学的名著，我读得特别多。曾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的赵万里先生，受教于王国维，他的《中国版刻图录》也是我这个专业版本学的权威著作。

所以就我们山东大学和我个人的治学来看，与清华大学国学院可谓渊源甚深，我对清华大学国学院充满了景仰和敬意，过去、现在和今后，清华大学国学院都是我努力学习的对象，是学术的精神家园。

进入新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在陈来院长领导下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和好评。陈来院长对山东大学有特殊帮助，长期担任山东大学省部共建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陈来先生在山大的办公室就是我和其他同志共同布置的。陈来先生还担任《文史哲》杂志的编委，我现在是《文史哲》主编，希望得到陈来先生更多的指导。

清华国学院和山东大学的特殊关系，这只是一部分，我相信今后的学术联系会更加紧密。祝清华大学国学院赓续百年文脉，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谢谢！

《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杜泽逊